一、引言
汪晖对”中国问题”的反思是全面的和发人深省的。所谓”中国问题”，可以理解为现代性在中国境况中的问题。这一问题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展开而生长出来并且变得日益迫切［1］。确实，经济学家们对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普遍生长着的腐败几乎无法作出理论上的回答。但个中原因很复杂，当经济学家对腐败三缄其口的时候，他未必就真的参与了”权力寻租过程”并从中获取好处，他也未必就真的以为”腐败是市场导向的体制改革所必须接受的润滑剂”。一个更可能的理由，是经济学理论”不习惯处理腐败问题”。经济学来自西方，而西方社会原本少见马克思所说的”东方式的腐败”。诺斯（D。North）说，只当政治规则确立之后，才有经济游戏（经济资源的配置过程）。他的意思是，有什么样的政治规则，就有什么样的经济游戏［2］。最后，即便西方社会存在着腐败现象，即便西方社会科学需要处理腐败问题，特别是制度腐败的问题（引发了例如奥尔森这样的政治学家的”革命理论”），在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进入晚期的今天［3］，主流经济学的数理形态的”先验思考”方式也早已无力提供社会腐败的经济分析了。
如果经济学自由主义只能这样为市场经济体制辨护，如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面对”腐败”只能消极地背过身去，那么我将真心赞同汪晖的呼吁：”……在我们的生活中弥漫着一种奇特的氛围，似乎腐败和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不过是合理的社会秩序的必要代价，‘市民社会’或市场社会能够自然地把我们带入公正、民主和幸福的时代……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这些理论家对于民族国家与大资本之间的关系保持沉默？如果历史上曾经有过，并且仍然存在着‘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话，他们就是‘庸俗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拒绝对实际的历史关系进行批判性思考，拒绝从当今世界的变化中理解自己的社会。但是，特定的社会姿态本身的含义也会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昨日是批判的斗士，今天也可能正是新秩序的辨护士。我们是否需要扪心自问：我们真的甘愿如此吗”［4］？
汪晖对经济学的发展主义的批评，如他自己所说，不是要否定发展，而是”要求发展的正当性，批评发展主义的垄断性、强制性、不平等性”。在这样的检讨中，他追问：”第一，当一个社会把发展当做压倒一切的目标时，人类生活的其它方面是否被压抑了？第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关系是怎样的？第三，一个社会成员或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发展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发展的关系又是怎样的？”［5］对这些关系的检讨把汪晖带入”发展”的政治文化诸领域，或者反过来说，汪晖在文化及政治哲学层面的思想史研究，像刘小枫，也像欧洲所有的思想者走过的道路一样，终于把他带入经济领域。汪晖的呐喊是鲁迅式的呐喊：”当代中国思想界放弃对资本活动过程（包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复杂关系）的分析，放弃对市场、社会和国家的相互渗透又相互冲突的关系的研究，而仅仅将自己的视野束缚在道德的层面或者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框架内，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6］。
”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几乎从一开始就是被纳入西方势力影响之下的工业化过程。这一过程首先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工业技术知识的过程，其次深化为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制度和生活之道的过程，最后，这一过程总是表现为”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历史叙事”与”科学叙事”、”亚洲价值”与”西方价值”等等方面的冲突［7］［8］。从社会变迁的广度与深刻性来看，本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和本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这是两个跃变时期。前者提出并回答了全球背景下的中国人的”民族国家”问题，而最近的这一跃变时期，则至少在汪晖的理解中”……已经将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生产过程纳入到全球市场之中［9］”。于是引出汪晖的问题：”关于中国道路的独特性的讨论最终回答的是如下问题：有没有偏离资本主义的历史形式而产生的现代社会，或者对现代化具有反思意义的现代过程”［10］？
